谁在收藏中国 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内容简介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西方来到中国，从洞窟、宫殿和画商的密室里搜刮艺术珍品，盗走了雕塑、家具、瓷器、书画等大量国宝。敦煌壁画、龙门石窟、昭陵六骏……这些稀世珍宝现存何处？在盗宝者中，除了臭名昭著的斯坦因、华尔纳、卢芹斋，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幕后黑手”？两位作者通过查阅私人文件、历史档案，以及主要人物的回忆录，详细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这段时期，以美国人为首的西方收藏家是如何想方设法获得中国艺术品的一段历史，这些文物最终催生了中国古董市场在欧美的蓬勃发展，也激发了中国人依靠艺术市场促使国宝回归的努力。

谁在收藏中国 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目录

序言：通往中国之路蜿蜒盘旋

1 游戏规则

2 太平洋序曲

3 血色蹊径

4 胶水桶

5 龙门石窟之殇

6 宾州大学套住唐皇骏马

7 为明朝痴迷

8 铁轨上的艺术

9 瓷器泡沫

10 洛克菲勒家族的浪漫

11 满清官员

12 加拿大与中国的幽会

13 绘画的力量

14 天国衣裳

15 鉴赏家

16 美国中西部眼中的山水

17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

18 敌国财产

19 角逐金牌

20 大收藏家

后记：长城上的希望之门

谁在收藏中国 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精彩文摘

龙门石窟之殇

想象你是一位1923年前往中国探险的旅行家。离开北京时，你带上地图、挂包、水壶、锡罐、照相机、闪光灯和护照。有人警告你说，省界地区有土匪。过了一会儿，又建议你佩带一把猎枪或自动左轮手枪。最后，你乘坐平汉铁路（北京—汉口）的火车前往河南省洛阳市。在那里，假设你手持北京外交机构高官的一封介绍信，提前做好准备去司令部拜见陆军元帅吴佩孚。那里是一处距火车站6.4公里的巨大公园。吴佩孚绰号“玉帅”，是中国西部地区令人闻风丧胆的军阀。据说他是拥兵10万的司令官，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钻石。

当被引见“玉帅”时，你会禁不住为见到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吃惊不已。它就镶嵌在元帅司令部墙上的地图之间。你没有料到的是，“玉帅”身材矮小，动作敏捷。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掌握的英语非常流利。你接受了他的仁慈邀请，与他共进晚餐，期待品尝闻名遐迩的洛阳“燕菜”。

洛阳“水席”宴分成几个小桌，每桌6人。餐厅的外面有军乐团演奏进行曲。晚宴头道菜有8个冷盘，随后是16道热菜。每道菜都由不同尺寸的蓝碗盛装，使用不同的汤汁烹制。当然，主菜“燕菜”是模仿燕窝味道的萝卜丝。至此，宴会接近尾声。“玉帅”起身，晚宴落幕。

你用各种各样的礼物酬谢“玉帅”。此时，你希望与他搞好关系，使你后面的旅途一帆风顺。第二天早上6点，你携带更多安全穿越铁路沿线动乱地区所需的文件，给地方官员的介绍信，以及吴元帅提供的一位骑兵护卫，离开了有古城墙环绕的洛阳。那座古代都城有过昔日辉煌的历史；如今，它已是日渐衰落。你坐上一辆人力车，朝着偏离你目的地南边20多公里的龙门石窟进发。那里曾是佛教朝圣人群的最终目的地，是传奇的丝绸之路的末端。你乘坐木筏渡过伊水河，那里有一匹马在恭候。你骑上马，来到一个守护龙门石窟的小村子。

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471年至499年）将其都城从山西大同迁至洛阳。之后，洛阳成为佛教僧侣的目的地。他们沿佛教起源地印度北部与中国之间的商路游弋，那些贸易之路被统称为“丝绸之路”。龙门石窟有2 345个洞窟，它们在黑灰色石灰岩山崖上开凿而成，供佛教僧侣隐居之用。龙门石窟曾经拥有10万尊雕像，将近2 500座石碑。此时，龙门石窟的保护性柱廊、外厅已消失殆尽。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寺之一，作为宗教朝拜地，那里已废弃很久。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然了解、崇敬龙门石窟，尤其是那里的书法碑刻。

日本学者冈仓天心是访问龙门石窟的首位外国探险家。后来，他当上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主任。1893年，冈仓天心无意中发现了龙门石窟遗址。他拍摄了一些照片。返回日本后，他用宾阳中洞石窟的幻灯片举办了讲座。之后是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他于1907年来到龙门石窟，在那里停留了12天，对石窟进行测量、拓片和拍照。1910年，查尔斯·朗·弗利尔参观了龙门石窟，他是美国亚洲艺术鉴赏家，也是以他自己姓名冠名博物馆的主要捐助人。弗利尔在龙门石窟驻扎了几日，委托摄影师裕泰拍摄玻璃底片照片（现存于弗利尔档案馆）。弗利尔评论说，龙门石窟的艺术，似乎优于他之前看过的任何东西。

在浏览龙门石窟照片时，兰登·华尔纳被文昭皇后和孝文皇帝（宾阳洞雕塑的供养人）两幅礼佛浮雕所吸引。他把照片送给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你可以看到古代中国雕塑在全盛时期的样子。请留意那些礼佛人物——它们的构图与罗马万神庙的装饰雕刻一样好，至于那些浮雕的线条，我认为它们也毫不逊色……先生（冈仓天心）认为它们非常重要。西方应该能够接触到那座顶级中国雕塑宝库，那是一座尚未开放的万神殿，堪称整座雅典卫城，等待着人们去学习研究。”

1909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里程碑著作《华北考古图谱》一书中发表的照片，刺激了1911年至1949年对龙门石窟的大规模掠夺。如斯坦利·亚伯公爵写道，法国人的学术著作“无意中提供了带照片的目录，外国买家可借此在公开市场追求，或有时候‘特别预订’所挑选作品，即告诉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他们对获得龙门石窟哪些东西感兴趣”。

兰登·华尔纳也证实了这一点。1913年，他去欧洲旅行，顺便访问了巴黎的赛努奇博物馆。亨利·赛努奇是一位意大利银行家，这些著名的亚洲艺术收藏虽然在赛努奇家中陈列，但已经被遗赠给了巴黎市政府。华尔纳向自己当时的导师和雇主查尔斯·朗·弗利尔报告，提到了赛努奇博物馆最近取自中国石窟的十几尊雕塑。华尔纳指出，欧洲的古董商们已向他们在中国的代理标注了龙门石窟的照片。代理们正根据订货，委托当地的石匠偷盗雕像。他担心自己有关中国附印照片的出版物也会带来同样结果。“那种事情，将会极度伤害我的良心。”

此时，卢芹斋粉墨登场。他是经营龙门石窟雕像的最重要的古董商，与美国博物馆研究员和亚洲艺术收藏家保持着长期互利关系。王伊悠曾撰写过有关卢芹斋的论文，在接受《金融时代》报采访时，她说，卢芹斋经营模式的基础，“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逻辑，即将中国的古代文物供给有钱有势的现代美国人消费”。从那方面讲，卢芹斋扮演的角色，是为其欧美客户服务的“外来中国仆人”。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卢芹斋是西方掠夺中国艺术的主犯。卢芹斋原名卢焕文（被一位法国博物馆研究员简称为C.T.Loo），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城外一个默默无闻的生产丝绸的小村子卢家兜。他的父母都是农民，父亲是一位鸦片瘾君子，母亲后来自杀身亡。如《卢芹斋传》作者杰拉尔丁·萝拉所细述：1902年，卢芹斋作为厨师乘船前往巴黎。在那里，他与中国驻法国使团的商务参赞张静江携手，成立了“运通”公司，合作开展商业经营活动。除了从事茶叶和丝绸贸易，该公司也经营中国文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他们用其经营盈利资助了孙中山的国民军。那是他们最精明的投资，虽然从1913年起，民国政府已经开始限制文物出口，但他们仍然得以利用国民党的影响力出口文物，其中许多属于清代宫廷收藏。

卢芹斋爱上了经营帽子店的法国女子奥尔佳，但她却更愿意与资助自己生意的保护人继续交往。因此，卢芹斋与其15岁的女儿成婚，生育了4个女儿。卢芹斋擅长交际舞，是一位美食家——曾经拥有塞纳河左岸的一家中国餐厅，也是一位艺术鉴赏家。卢芹斋的事业始于经营古董，在巴黎第九区的泰特布大街开办了一家小画廊。起初，他只从欧洲进货。然而，到了1911年，他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了办事处，从而有可能获得一些重要文物，许多东西源于宫廷。

经营初期，卢芹斋向欧洲收藏家出售瓷器，比如帕西瓦尔·大卫德爵士。今天，大卫德爵士的卓越藏品已经入藏大英博物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卢芹斋扩展了经营范围，以便向有钱的美国人兜售，如老约翰·洛克菲勒、查尔斯·朗·弗利尔、格伦威尔·温思罗普、阿尔伯特·皮尔斯伯里，以及尤金和艾格尼丝·迈耶。当时，中国在努力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放弃了佛教。而像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阿比·洛克菲勒及其妹妹露西·奥尔德里奇之类的美国人，对佛教的兴趣却与日俱增。因此，卢芹斋为自己不断增长的佛教雕塑藏品找到了客户。他把自己的经营重点转移到了美国，在纽约第五大道开设了一家画廊。

1926年，卢芹斋迈出了大胆创新的一步。他对位于巴黎库尔塞勒路的一栋19世纪联排别墅进行修缮，将其改造成一座中国佛塔式的5层红色建筑，在其四周镶嵌了漆板。那里位于巴黎第八区，交通便利，附近有赛努奇博物馆，以及正成为巴黎富裕收藏家聚居之地的蒙索公园。卢芹斋在那里“养成了不向每位访客展示最好东西的习惯”。德国收藏家爱德华·范·海德特说：“他的一些中国文物深藏地下室，只向那些他认为真正理解中国艺术的人展示。”最终，卢芹斋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古董商。劳伦斯·史克曼研究员给卢芹斋起个绰号，称其是“东方艺术古董商中的杜维恩”。杜维恩是经营欧洲古典绘画杰作的最著名商贩。最终，卢芹斋也与约瑟夫·杜维恩爵士一样，成为争议不断的人物。

一些重要艺术史家对卢芹斋经营的东西进行了研究、记录，随后出版了图录，组织举办了展览。在1940年图录前言中，卢芹斋回忆起自己最初与佛教雕塑的接触：

我记得那是1909年的春天。一天，我去巴黎的赛努奇博物馆，拜见阿登尼·德查克馆长。当时，我与他并不相识。谈话期间，他让我看了一张照片，那是一尊石雕头像。它精美之至，立刻唤醒了我的一个愿望：在中国艺术经营中开辟一条新战线……我随即把那尊石质头像的照片寄给了我在中国的合伙人，并很快收到了回信。合伙人告诉我，他的一个买家正担任法国古董商马塞尔·冰先生的翻译在西安旅行。当他们与一位当地古董商交谈时，冰先生踢到了自己所坐桌子下面的一块硬物，那正是我们为之感兴趣的石质头像。冰先生用10块大洋把它买下，最后卖给了布鲁塞尔的斯托克莱收藏馆。

卢芹斋继续讲述他有利可图的邮购生意：“此后几个月，我收到了北京办事处的电报，告诉我他们已获得8尊真人大小的石雕。由于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我给他们回电，让他们在中国处理掉那些石雕。他们无法办到，最后把它们给我运送到了巴黎。抵达巴黎后，我向所有古董商展示那些石雕，却无人想要购买……我在欧洲各地展示它们的照片，还是毫无结果。1914年至1915年冬天，我去美国，随身带了一套用于在美国展示的照片。”他展示了照片。客户们很快进行了核对。结果是，那些石雕至今仍在美国的十来座博物馆中展出。整个20世纪30年代期间，卢芹斋构建了复杂的买家和探子网络，使他不仅有能力购买佛教雕塑，还能够买到近期源于盗墓的整套玉器和青铜器，以及遭受破坏寺庙的壁画。卢芹斋扮演的角色，刺激了那些盗墓活动。因此，中国人把他看成一个大恶人。在卢芹斋带领下，其他人很快步其后尘，一拥而上。

但是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让我们重返1914年5月2日。那一天，针对红火的佛教雕刻市场，伦敦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反对“肆意掠夺、破坏重要中国艺术历史遗迹的行为”，社论详细写道：

巨大的人物浅浮雕，在其丰富环境中展现了佛教传说和神学。它们被盗贼肆意切割、锯断或摔成碎块，以便运往北京，并出售给欧洲古董商。收藏家或博物馆的代表，则迫不及待地买下它们。那些人会对参与走私踌躇迟疑。但是，他们反驳道，既然那些战利品已落入他们手中，他们至少有责任为其提供一处值得停留的地方。竞争在增长，价格在蹿升，破坏的动机进一步受到刺激，变得日益高涨。

同年同月，华尔纳访问了龙门石窟，却发现在那里连一个晚上也待不下去。洛阳的治安官警告他说，仅在龙门石窟外面就有1 000名盗贼；“军队每晚都出动，与盗贼发生冲突，维持正常秩序。两天前，军队遭遇了一场激战，杀掉了100多名盗贼。”华尔纳抵达龙门石窟时，看到墙上挂着被砍掉的盗贼脑袋。“邪恶的乌鸦在每个脑袋上面啄食，在横跨洞窟、挂着被砍头颅的横木间栖息。石窟墙壁的外面也有一些尸体。在那些尸体身上，发生过难以形容的、不可思议的暴行。”已有蒙古军队被调入，他们就驻扎在石窟之中。“陌生人不能在现场停留，更不用说寻求和平的考古交易了。”但是，华尔纳给停留开封的妻子写信时说，“总的来说，龙门石窟令人难以置信。在我看来，我们所熟知的那组《女士》浮雕人物像，是中国艺术的最佳之作。我所见过的所有东西，都无法与其媲美……至于大平台上面那尊高近23米的坐佛及其8位侍从——不用说，那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圣地之一……龙门石窟最近遭受的破坏，如我们听说的一样糟糕，随处可见被打掉雕塑头像的新茬儿。有的雕像被蓄意挖出，有的被士兵随意敲落……那种场面惨不忍睹，几乎使人感到恶心。”

回到美国，华尔纳忙于为弗利尔的收藏编写图录，他在底特律的藏品迅速增长。华尔纳注意到，他能把最近所购一尊头像，与龙门石窟一尊雕像的身子相衔接，这要归功于弗利尔的照片，它展示了雕像被盗贼砍头前的状况。战争已使欧洲对中国艺术的需求有所降低。但是，华尔纳预言：手持大把现金的美国人，“将乐享一个不同寻常、能用相对低价买入艺术珍品的良机”。

1923年，华尔纳与贺拉斯·杰恩和兼任秘书的王翻译重返龙门石窟。军阀吴佩孚为他们提供了一辆轿车。华尔纳在报告中写道：“龙门石窟的正门处，有高度超过18米的巨大力士雕像佛龛。除了出现了一些缺口裂缝外，那里与我记忆中10年前的样子无异。古董贩子为了我们的博物馆，正是从那些佛龛岩石上敲掉了人物雕像或头像。”华尔纳声称，在吴元帅领导下，所有故意破坏公物的行为已被阻止，虽然和平只是暂时的。政府官员仍有把龙门石窟珍宝当礼物送给外国显贵和游客的习惯。华尔纳对此感到悲哀。

中国政府实施了更加强硬的法律，包括1930年7月7日颁布的《古物保护法》，设立了诸如“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之类的政府机构。尽管如此，20世纪30年代，收藏家及其“朋友们”在龙门石窟的经营，仍在良好运转。据法国人斯坦利·亚伯记载，龙门石窟有96个主要洞窟遭到洗劫。龙门石窟的雕像买卖并非全部经过卢芹斋之手。目前，它们已四处散落，遍及从大阪到多伦多，从苏黎世到华盛顿特区……从旧金山到波士顿的博物馆。目前，龙门石窟的雕像仍继续现身拍卖。1993年，伦敦苏富比落槌了一尊龙门石窟人物雕像，1996年4月，香港佳士得拍卖行上拍了一尊观音头像，其出处仅标注为“欧洲旧藏”。可与那尊头像相提并论的，还有已知源于龙门石窟、藏于洛杉矶郡立博物馆和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其他代表作品。然而，与劳伦斯·史克曼和普艾伦的大胆进取相比，上述一切都属于小巫见大巫。那两位美国研究员，征集了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两幅浅浮雕作品：20世纪30年代初，史克曼为一座崭新博物馆——堪萨斯城的纳尔逊美术馆购买了《帝后礼佛图》；而长期主管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的普艾伦，则将《帝王礼佛图》纳入该馆收藏。

龙门石窟的宾阳洞长7.62米，宽6.1米。如史克曼自己所描述，它在公元6世纪完工时，显得“清晰而有条理”。洞窟正面入口靠墙处端坐一尊佛像，旁边是佛的弟子和两尊菩萨立像。洞窟两边的侧壁上有一组3尊雕像，为佛和菩萨像。洞窟的前壁被水平分为4层，其中有两块浮雕体量最大，无疑也最重要：它们展现了文昭皇后与随从、孝文帝与宫廷朝臣礼佛的形象。下层是恶魔像，上层雕刻的是佛本生的故事场景；最上面一层，再现了维摩罗诘菩萨与文殊菩萨辩经的场面。在中国，那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

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次探险队失败后，兰登·华尔纳重返中国。除了在剑桥城教书和博物馆研究外，他还找到了一个收益丰厚的副业：为堪萨斯城待建的纳尔逊美术馆的董事们提供藏品征集咨询服务。为了给博物馆物色一个能去现场收集中国文物的人，华尔纳推荐了自己的优秀学生劳伦斯·史克曼（哈佛大学，1930级）。那时，史克曼拿到了哈佛—燕京学院的奖学金，正在北京学习。史克曼出生于丹佛，17岁时，他在丹佛布朗王府酒店附近的画廊，偶遇了亚美尼亚古董商和亚洲艺术专家萨尔基相夫妇，对亚洲艺术早早产生了兴趣。在科罗拉多大学学习的中期，他希望能找到一份博物馆工作。为此，他寻求普艾伦的意见，得到的建议是转学到哈佛大学，“因为波士顿博物馆拥有美国唯一最好、最可靠的中国和日本收藏。只有通过研究、接触实物，你才能从工作中获得乐趣”。在哈佛大学时，邓曼·罗斯发现了史克曼的天赋，经常邀请他到家里观看自己的收藏。史克曼选修了兰登·华尔纳的课，得到了老师的赏识。之后在约翰·弗格森处，他的天赋再次得到了确认。在中国时，弗格森见过史克曼，曾当过他的导师。弗格森把史克曼引见给私人收藏家，帮助他迈进“闲人莫入”场所。

1931年，史克曼依靠奖学金在中国居住。此时，华尔纳打断了史克曼的学习。他成为踌躇满志的华尔纳研究员的小跟班。他们一起去北京古玩区琉璃厂见古董商，到天津临时“皇宫”拜会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观看他的绘画收藏。离开中国时，华尔纳把堪萨斯城征集经费剩余的5 000美元移交史克曼，那笔钱存于美国的大通银行。起初，史克曼以10%的佣金形式工作，后来变成了每月100美元薪酬，责任是征集“不同凡响、有珍贵价值的东西”。如他自己所回忆：“那是一个机会，也要承担沉重的责任。我只能加倍提高自己的勇气和自信。作为菜鸟，你可以四平八稳地欣赏博物馆展示的一幅画或一件青铜器，可能还附带某位专家的说明。但是同样的艺术品放到市场上，没有说明牌，没有出处，就完全是另一回事。”那堪称一个合作的开始，其结果是见证了堪萨斯城一座巨大美术建筑拔地而起，成为世界级亚洲杰作的收藏之家。建设那座博物馆耗费了1 100万美元，来自《堪萨斯明星报》的所有人威廉姆·罗克希尔·纳尔逊的遗赠。该馆绝大多数藏品的征集，均由很快成为该馆研究员、后来当上馆长的史克曼完成。

信件在北京和剑桥城之间你来我往，里面充满了插科打诨和小道消息。“我的中文进展缓慢，却稳扎稳打，”史克曼给华尔纳写道，“我已可以向男服务员要一杯水，而不是一把锤。”在有些信中，史克曼描述了中国丰富的艺术珍宝。它们属于来自各省“被解放”的文物，属于老一辈贵族阶级不得不处理掉的文物，在上海和北京找到了古董商的大门。在那两座城市，活跃着大约十几位如鱼得水的古董商。1982年，史克曼在一次访谈中解释道：“那些古董商在中国内陆大城市都有永久代理。代理商经常是两眼大睁。当然，交易通常在私下进行。探子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竞争。假如某位地方官拿到一批东西，他很清楚哪位古董商有能力处置哪种质量的文物。那些文物从来不会在古董商的店铺里露面。古董商有跑腿者，他们会把东西送到你府上，对你说：‘嘿，我们刚拿到一些货，我觉得你可能会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