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老照片珍藏版(拾伍)
作者:冯克力主编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格式：pdf,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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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珍藏版(拾伍)内容简介

《老照片珍藏版(拾伍)》电子书阅读,作者为：冯克力主编,在2010 年12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老照片珍藏版(拾伍)部分内容

冯克力（主编），资深出版人，老照片研究者，《老照片》丛书创办人与编辑者。
..六
　　 抗战前，国民政府的首都在南京，1937年11月移驻重庆，1940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重庆承东启西，连接南北，通江达海，四周环山，是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尤其是高山对峙、崖壁陡峭的长江三峡，更是一道天然屏障。原重庆市市长张笃伦调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后，蒋介石显然需要安排他最信任的人来主持陪都的工作。
　　 1947年底，民间曾有许多关于新任重庆市长人选的小道消息，很多人都在猜想，这个要职最终究竟会花落谁家。1948年初，蒋介石电令杨森火速飞赴南京，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重庆是全国的心脏，没有一个忠心可靠的人在那里是不行的，将来万一有事，我还是要到那里去的。”杨森意识到，蒋介石又要对他委以重任了。果然，1948年4月，在蒋介石心目中“忠心可靠”的贵州省主席杨森，调任重庆市市长兼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杨森敏感地觉察到“蒋先生的指示，显然意味深长，不是泛泛的只为了命我就任重庆市市长而已，当时抗日胜利不久，国人以为河山收复，金瓯无缺，仍还沉浸在胜利的欢乐浪潮中……蒋先生居安思危，他的真知灼见，一向是我所敬佩的”。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告捷后，国民党军队向南方节节败退。此后不久，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又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命令。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职权。但下野后的蒋介石仍是国民党总裁，他声称：“余虽下野，政治情势与中央并无甚变动，希属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其实，1948年底蒋介石就已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总司令，可见对撤台“后路”早有盘算。为了把西南地区作为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从台北直飞重庆，杨森记述道：“总裁蒋先生步下机梯，带着他惯有的雍容凝重的风度，向在场的西南高级官员一一寒暄，说是我们这些时候都很辛苦了，当时我心中觉得万分感奋。”蒋介石在重庆作了一番部署，“希望能在战事全面运转中扭转大局，稳定西南”。
　　 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再次飞抵重庆，此行主要目的是亲自部署所谓“重庆保卫战”。来到重庆，他便下令撤销警备司令部，成立卫戍司令部，由杨森担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并以杨森二十军三个师的兵力，在长江南岸大兴土木，构筑工事，欲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以撑持危局。在顾祝同、萧毅肃、张群、杨森、毛人凤、蒋经国等人参加的一次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作战会议上，蒋介石故作镇静，为与会者鼓劲打气：“各位将领在时局艰危之际，忠心耿耿，精诚谋国，使我十分高兴。我希望各位坚定必胜信念，如果我军能坚守西南、西北、两广，以待国际时局变化，定能反败为胜”。
　　 然而，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1949年11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迅速攻占了泸州、宜宾等川南重镇，完成了从南线迂回包围敌人的部署。在贺龙的指挥下，解放军十八兵团、七军和十九军共十四个师，迅速向大西南进军，很快突破了胡宗南集团的“秦岭防线”。接着，重庆附近的秀山、酉阳、彭水、黔江等地相继解放。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运走私产，疏散家眷，准备逃离。这时，蒋介石仍在重庆坐镇指挥，一方面调遣其嫡系部队和西南各地方武装布防堵击，一方面做破坏重庆的准备。特务头子毛人凤等人说：“杨森是重庆卫戍总司令，把破坏责任放在他身上，顺理成章。”于是，蒋介石立即传令召见杨森，交待这一特殊任务。当着蒋介石的面，杨森口中连连称是，但心中却极不情愿。
　　 平心而论，杨森对重庆是有感情的。他曾经说过：“重庆和广安古时同属巴郡，因此重庆等于是我的故乡。”杨森从贵州到重庆赴任的那天，“在距重庆市还有三十华里之遥的南温泉，成千上万的民众和学生，夹道欢迎，声震山谷”。对这隆重的欢迎场面，杨森非常感动。就任重庆市市长后，他又主持修建了炮台街与蹇家台之间的嘉陵江大桥、望龙门与海棠溪之间的电气自动升降缆车，扩建了两路口体育场，拓展了市区多条街道，并为重庆市政的长远发展作出过规划。作为一个以“建设者”为荣的人，杨森显然不愿当破坏重庆的替罪羊，落个伤天害理的千古骂名。
　　 当得知杨森的思想动向之后，中共川东特委通过民主人士鲜英等，积极开展对杨森的统战策反工作，并向杨森转告重庆地下党要求他活捉蒋介石、率领所部起义和不得破坏市区建筑等条件，希望他戴罪立功。但杨森只答应不当破坏者和嘱咐其子杨汉烈在他走后即率二十军投诚，而他本人则决心“从一而终，永远跟随蒋总裁”。
　　 1949年11月29日，蒋介石在重庆西郊歌乐山的林园官邸得知解放军已将重庆包围后，于次日凌晨飞往成都。30日上午，杨森在解放军即将进城之前，最后一次乘吉普车环游市区。他面容憔悴，神情沮丧，似对重庆无限留恋。但深知解放军已兵临城下，不得不抽身离去。尽管杨森未能临阵起义，但他的部队撤离重庆时，确实没有配合军统特务破坏城市，重庆市民也免受了一次战乱的灾害。
　　 七
　　 蒋介石离开重庆时，曾对杨森等人说：“为了保存国军有生力量，放弃陪都后，请各部队长官按紧急应变计划，将所有官兵撤至成都待命。”蒋介石准备依托全部美械装备的胡宗南集团，与解放军周旋到底。
　　 11月29日晚，蒋介石在登机之前还专门从白市驿机场打电话给杨森，关切地问他什么时候离开重庆，杨森回答：“我想等到最后”，“也好”，蒋介石说：“我再把胡宗南的第一军拨给你指挥。”杨森感激地说：“总裁，那我怎么样来送你？”蒋介石告诉他：“不必送了，你要善自保重！”杨森记述当时的情景写道：“电话里默然半晌，最后，是一声轻微的咔嗒挂断了，电线柔肠寸断……到这时我才想起，这一次离别，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总裁……大局糜烂，兵败山倒，转瞬间，西南已是面目全非，无限慨叹，一阵怆然……”
　　 为了在最危急的时刻竭力表示自己的忠心，杨森率部从重庆撤退后，火速赶赴成都附近待命。经璧山来到川中重镇铜梁，次日，又匆忙向潼南进发。一路上，杨森触目所及全是三五成群、六神无主的散兵游勇，“有的在深山里四散奔逃”，“当官的穿着士兵的服装混杂在乱兵之中”。杨森将他们收编后，沿川陕公路北进，逐步退守到涪江西岸的遂宁。当时，杨森想，遂宁是川中要衢，也是成都东边的屏障。由此向北，可以出剑阁入陕西；折向西南，经乐至、简阳，就到成都了。遂宁负山面水，易守难攻。为了遵从蒋介石“先求稳定再打出去”的川局决策，杨森很想利用遂宁的天险“从容部署防务”，跟解放军硬拼一仗。他认为：“胜，则可以稳定四川大局；败，亦无妨继续转进。”然而，当时胡宗南的部队已到成都一带布防，杨森手下“兵微将寡，既没有支援，更得不到补充，一心想打，事实上是打不成了”，于是，只得继续向成都靠近。到了三台，杨森与孙震（时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兼川东绥靖司令，驻防四川万县、大巴山一线）会合后，接受了三台防务。粗略估算，他与孙震的人马加起来约有三万，他想，“我们勉强可以拼一下了”。
　　 三台是屏障成都的左翼。在三台驻防不到一个星期，杨森和孙震接到开拔的命令，负责驻守成都正北的第一要隘广汉。到广汉安营扎寨之后，杨森便匆匆到成都拜见蒋介石。杨森在回忆录中写道：“总裁对我这一次临危受命，以及大转进中的艰辛劳苦，竭力保全战力，想和共匪一拼的那些事情，颇为嘉勉了一番。”杨森对蒋介石极力表现出大敌当前英勇无畏的气概，强烈主张在成都周边与解放军大打一仗。他说：“成都附近，我们还有很多军队，充其量，准备牺牲个万把人。刘伯承也好，贺龙也好，他们进了四川以后，连一仗都还没有打呢！我们出其不意的一阵猛打，他们一定措手不及，说不定还会大获全胜。只要肯打一仗，西南大局一定会显露曙光。”
　　 可是，此后相继传来消息：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12月上旬又从南线攻占了内江、简阳、仁寿、乐山、眉山等地；在贺龙的指挥下，北线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川西、川北的大片土地，并直逼成都。
　　 1949年12月7日，蒋介石眼看形势越来越不妙，即命令“国民政府”迁设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作战。此后，蒋介石又陆续获悉了令他“痛心不已”的来电：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投向中共。此后，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十六兵团副司令曾苏元、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七兵团司令裴昌会、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西南游击第一路“剿匪”总司令王缵绪、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等国民党将领纷纷倒戈。风雨飘摇，众叛亲离，蒋介石意识到已无法在大陆久留，遂于12月10日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飞往台湾。
　　 此时，杨森终于意识到大势已去，“以微薄的兵力，实在无法跟优势的共军相拼”，“西南大局的曙光”再也无法显露。于是，他与孙震开始商讨死里求生的办法，决心效忠党国，誓死不投降，“在广汉守一天算一天，守到不能再守的时候，再把部队带到松潘的高山峻岭去打游击”。
　　 危急时刻，蒋介石没有丢下他的爱将。12月12日，杨森接到空军徐焕异的电话：“奉参谋次长肖毅肃转来总裁的命令：要我负责接运你们二位（指杨森和孙震）到台湾去。”接到这个电话，杨森万分惊喜，“对于总裁的关怀爱护，一时真有无限的感奋。总裁对于部属的关切爱护、慈祥恺切，令我永生难忘……”冬日的成都平原，“天寒地冻，北风凄厉，一片萧索落寞景象”，当天晚上，杨森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熬过了他“生平最长的一夜”。13日清晨，杨森带着田氏夫人和几个幼小的孩子，与孙震乘坐一架空军运输机“黯然离川”。在海口住了一夜，次日乘专机直飞台湾。
　　 八
.　　 12月14日上午，杨森一到台湾松山机场，蒋介石早已安排专车将杨森和孙震接到阳明山官邸，当天，蒋介石还特意设午宴为杨森接风洗尘。
　　 鉴于杨森到台湾时的年龄已经六十有七，不宜继续担任军政要职，蒋介石就任命他为“总统府”上将国策顾问、“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考虑到杨森一直崇尚体育运动，后来又让他担任了“中华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兼台湾奥林匹克运动会理事长。蒋介石在生活上也给了杨森优厚的待遇，。每月薪水一万元台币，并安排两名警卫、一名厨师、一名司机作为勤务人员，还拨给台北市长春路255号的日本式花园洋房一幢和小轿车一辆。杨森不愿居住闹市区，后来就在台北县新店镇稻子园修建了一幢别墅，在此颐养天年。
　　 到台湾后，杨森与蒋介石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凡是逢年过节，蒋介石都要派蒋经国去看望杨森。杨森对蒋介石也表示效忠，他自认为能看风水，说台北恳丁公园是风水宝地，特向蒋介石建议在此再修一处官邸，以利蒋家后代兴旺发达。蒋介石本来在台北已经有六处官邸，但杨森的盛情难却，于是又在恳丁公园新修了一处，名为“七星伴月”。
　　 杨森历来喜欢新奇和冒险，他“久欲驾驶飞机，扶摇干霄，一窥人间究竟”，七十高龄时，他“由机械内容以及驾驶技术、升降方法，逐一学习”，数月之后，竟然学会了驾驶教练飞机，“在空中戏翻筋斗云，作各种惊人表演”，此事一度轰动台湾。晚年的杨森还爱好旅游观光。1963年8月至9月，八十一岁的杨森在杨汉华、杨郁文等子女陪同下，到美国、加拿大等地旅游，并发表了《北美游踪》的系列游记九则。杨森特别喜欢登山运动，每逢星期日，无论天晴下雨都要坚持登山。八十六岁时他登上了海拔四千米的玉山，并在玉山之巅高呼“总统万寿无疆”，蒋介石听说后十分高兴。九十岁高龄时，杨森再次登上玉山，被台湾体育界誉为“旷世奇人”。
　　 杨森在担任“中华体育协进会”理事长期间，大搞体育运动，曾组团参加过东京、墨西哥、慕尼黑三次奥运会，以及两次在曼谷举行的亚运会，其中四次担任团长。1970年第六届亚运会结束后，蒋介石特地在阳明山中山楼慰劳杨森所率领的“亚运代表团”载誉归来，“对代表团的优异表现，备致佳慰。并指示有关单位，此后应增加体育经费，充实学校体育设备，推展全民体育运动，培养优秀运动员，在未来的国际比赛中，继续扬威国际，使中华儿女扬眉吐气于世界各地”。
　　 在任体协理事长十二年多时间里，杨森说：“我每天到体协上班，风雨无阻，从无迟到早退的记录。我坐在风雨飘摇、饔牖绳枢的理事长办公室，成天面对着无数碍难棘手的问题。亲友们劝我说，这么大年纪了，何必再做这些伤脑筋的事’！我想，体协成了灼手的马铃薯，乏人接手；我虽年届九十，还保持着不避艰难困苦的一腔斗志。我九十岁的人能为国家、民族尽一份心力，那么年轻人所做的贡献必定更多。”台湾中央大学教授汪清澄先生在一篇回忆杨森的文章中说：“体协的同仁，受惠公精神的感召，虽然待遇菲薄，但干得很起劲，毫无怨言，认为替国家做事，是国民应尽的义务。”
　　 1972年2月20日，杨森九十大寿，蒋介石派人在“国防部”三军军官俱乐部为杨森布置寿堂，并亲书“贞固康强”的寿轴。杨森喜气洋洋，把它悬挂在寿堂正中央，以示炫耀。当听到许多人称他是“传奇式人物”、“彭祖再生”时，杨森更为高兴。他说：“我一生过得平凡而实在，如果岁月不会催人老，我将继续拿出我的力量，为人生而服务。”
　　 杨森时常对人们说：“国父所示：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确是揭示人生真谛。服务就是替天行道，替天行道就是顺天应人的革命工作。人人讲求服务，不争权夺利，则天下太平”，“我自惭韶华虚度，马齿徒增。但人老而心未老，形衰而志不衰，仍想老当益壮，继续奋斗。”他非常热心公益活动，在担任“台北市长春路邻长”、“稻子园小学家长会主席”、“国军退役将官联谊会主任委员”、“中华民国老人福利协进会理事长”等社会性职务时，只要有关公益、福利人群，他“甘为区区闲职，不拘名义，不辞劳苦”，乐于为民服务，颇受人们敬重。
　　 杨森晚年，在一首题为《感时》的诗中，流露出了浓浓的思乡情：“心声纸上写难成，台岛长居憾未平；惟有竹林深处月，故乡曾有此光明。”他曾经说：“当我离开四川桑梓之地，可爱的故乡常在心中萦绕。一直到今天为止，我还是充满信心、毫不犹豫地要说：总有一天我会回去的。”
　　 1977年5月15日，因患肺癌，九十五岁的杨森在台北“三军总医院”去世，结束了他毁誉参半的一生。第七十一辑25-35 ……
一张照片、一段住事，《老照片》出版也有五个年头了，把以前出过的集子合成四大本珍藏版，也算给《老照片》留个历史照片吧！
　　 “逝鸿片羽”、“旧事重温”、“凝望集”、“故时风物”、“名人一瞬”、“秘闻片影”、“私人相簿”、“环球影存”、“记者手存”、“法国专稿”、“照片考证”、“再品斋”、“事件写真”……在回荡着回忆的背景音乐声中，你可以慢慢咀嚼每一个故事、每一张照片、每一个细节，细细体味我们经历过的或未经历过的、听说过的或未听说过的，任这些云烟般的往事穿透时空、萦绕在我们的心头耳边……
　　 《老照片》出版后风靡海内外，至1997年每辑销量达30万册，是当年十大畅销书之一。该系列图书至今仍畅销不衰，1999年底，《老照片》的出版被专家和媒体评为中国出版业50年间50件大事之一。

　　照片能更多地留住历史的真实，全赖于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独立话语。令人遗憾的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照片的独立话语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在一些大量使用照片的书籍里，它也不过是某种历史结论的旁证，或某个历史的概念的图解。《老照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改变，把照片置于观照的中心，让照片自己来诉说。有时候，照片蕴含的话语、传播的意味，远不是几条简单的历史结论所能涵盖的，而历史却只有正视和倾听照片的话语，才能鲜活生动起来。
　　 一张照片、一段往事，《老照片》正在为人类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回望这些细节，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每张照片都蕴涵了一个真切、感人的故事。在这里，它们向我们传递的就是这些现代的我们所不知道一切，这些内容包括有人物经历、抗日战争历史等，都是些名人名事。
　　 《老照片》是陆续出版的丛书，每年出版六辑，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并辅以简洁生动的文字，以崭新的视角回望历史，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十余年来，不断出版的《老照片》以朴素而温情的独特方式定格历史，使我们得以在过去朦胧的霞光中，重新认识和反思切身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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