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民国的底气(赳赳民国，大师遍地；自由独立，底气十足)
作者:落尘著
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格式：pdf,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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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底气(赳赳民国，大师遍地；自由独立，底气十足)内容简介

《民国的底气(赳赳民国，大师遍地；自由独立，底气十足)》(pdf,txt格式)txt电子书,作者：落尘著,于2011 年9月,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

民国的底气(赳赳民国，大师遍地；自由独立，底气十足)部分内容

辜鸿铭：“菊残犹有傲霜枝” 辜鸿铭（1856－1928），名汤生，祖籍福建同安。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留学英、法、德诸国，精通英、法、德、希腊、拉丁语等9种语言。曾任张之洞幕僚，清末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学贯中西，推崇儒家文化，反对新文化。著有《读易堂文集》等，又以西文介绍儒家经籍，将《论语》《中庸》等经典翻译成英文。以《春秋大义》（《中国人的精神》）一书闻名于世。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上面的文字，出自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提到辜鸿铭的时候，很多人会嗤之以狂儒守旧，但却忘记了他所处时代的惊涛骇浪，使他不得不以狂放偏执的姿态来做悲情而绝望的守护。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这使得辜鸿铭对于国家的软弱和不幸体会得更清楚，对人类的无知和愚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对于文明和人类命运所做的终极思考也更深远。在整个世界战火不断，人类互相残杀的大的时代背景下，辜鸿铭选择了不遗余力地发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试图为人类文明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辜鸿铭，1857年７月18日生于南太平洋马来西亚半岛西北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的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于此，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布朗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葡萄牙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在语言上有着特别的天分。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辜鸿铭，将他收为义子。1867年，清同治六年，布朗夫妇计划返回英国，经过辜紫云的同意，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辜鸿铭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布朗先生独具慧眼，早就看出辜鸿铭天资不凡，犹如璞玉，加以琢磨，他日必可成材，因此对他的教育可以说是倾尽心血。他对辜鸿铭说：“你可知道，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已变成了野兽。他们仗恃轮船、大炮、火车等现代设备，到处杀人放火，搜刮财物，疯狂掠夺别的国家。最悲惨的要数非洲的黑人，成千上万被抓走，贩往美洲，过着牲口一样的生活，沦为奴隶。美洲的印第安人，很快就被杀得差不多了，而你的祖国——中国，正被放到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操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孩子，如果我有你的天赋，我甘愿做一个学者，拯救人类。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负起富国强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到了英国之后，辜鸿铭在布朗先生的教导下，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弥尔顿的《失乐园》、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浮士德》等——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同时，布朗先生还亲自教授辜鸿铭数学，又请人教授他物理和化学。在完成这些学习之后，辜鸿铭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学校校长，著名的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卡莱尔对辜鸿铭说：“世界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人的行径，社会组织，典章文物，是根本错误的……你是一位中国人，来自于古老的东方，要知道，人类的一线光明，就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可叹！据我所知，民主思想，在中国，始终没能实现……现在，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大腹便便的富豪控制着这个地球。看来，人们还是有药可救的，至少，世上的许多疾病已经被控制。美国人在林肯统治下，解放了黑奴，那里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向好的方面发展。人类进步的战役在不断胜利，偏见之墙上的缺口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的无知必将分崩瓦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通过革命，一定会成功。令人忧虑的倒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一旦出现一个抛弃民主思想的领袖，再革命就难了！”义父的谆谆教诲、用心良苦、殷切期盼，卡莱尔敏锐的历史眼光和对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这些对辜鸿铭后来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877年，辜鸿铭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之后，他又遵从布朗先生的安排，前往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30年后，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的声名已如日中天，西方人但凡谈起中国无不称引辜氏的著作；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德国一些大学指定的必读书了。结束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学习后，布朗先生又让辜鸿铭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语和法学，并刻意安排他和巴黎的一位名妓做邻居，以使他了解这个欧洲最繁华大都市的人情世故，辜鸿铭和后来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是在此相识的。在留学期间，有两件小事，足以看出辜鸿铭狂傲不羁的性格，机智敏捷的辩才。在英国留学时，每逢重大节日，辜鸿铭都会面向东方摆上供桌和供品，恭敬地遥祭祖先，房东太太讥笑道：“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么？”辜鸿铭反唇相讥道：“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香了吗？”还有一次，在维也纳开往柏林的列车上，辜鸿铭为了打发时间，随手拿起一张德文报纸，一向爱搞怪的他竟然倒拿着报纸来读。坐在他身边的两个德国人开始嘀咕起来，见辜鸿铭没有反应，其中一个德国人大声嘲笑说：“看哪，这个愚蠢的支那人根本就不懂德文，偏偏还要装蒜，连报纸拿倒了都不知道。”说完，两人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车厢里的其他人也都露出了鄙夷的神色。这时，辜鸿铭放下手中的报纸，用一口纯正而流利的德语正色说道：“你们这种毛头小子，真不知天高地厚！你们德国的文字简直太简单了，不倒过来看根本没意思。”接着，他还真的当众表演了一回倒读报纸的本事，让那两个德国青年彻底败下阵来。 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辜鸿铭返回槟榔屿，14年的留学生活已使当日的懵懂少年成为一个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一年后，辜鸿铭被英国殖民地政府派往新加坡任职，在此期间，他每日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满口洋文，俨然一副绅士派头，然而，命运注定他不能作为一个生活优裕的官吏平淡了此一生，一次看似偶然的机遇，点燃了父亲、义父、恩师和许多推崇中华文化的西方学者深深埋藏在他心中的中国情节，促使他最终转向了中国传统文化。1881年，辜鸿铭与被派出访印度、返国途中路经新加坡的马建忠[1]会晤，两人一见如故，倾谈三日，马建忠对辜鸿铭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数干年的文明，洋洋大观，铸就其精髓的，不外儒道两家。首先抓住这两大经络，弄通了之后，就能触类旁通。……然而儒道两家又不是不能相通融的，一个人立身处世要有儒家的刚强忠义，所谓君子自强不息，生活中又要有道家的和谐闲适。”又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非常强调闲适和谐。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无不在阐述一种思想——和谐，这是道家的精髓，在日常生活中，与自然相顺应，绝不逆天而行……但现在，中国已在显出老相了……自鸦片战争后，西欧诸国对中国大肆侵略，仗着先进的兵器为所欲为。我们留洋，就是要看看西洋人凭甚么可以到处横行，从一个新的角度，看看中国人到底甚么地方不行了。然后再设法疗治，使我们的民族老而弥壮，使我们的国家自立于世。”马建忠的一席话对于辜鸿铭来说，犹如醍醐灌顶。40多年后，辜鸿铭回忆说：“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的晤谈……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正是他……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了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从此，辜鸿铭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中国，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在此期间，辜鸿铭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帮助张之洞筹划开办枪炮厂，邀请德国兵工专家来华帮助制造枪炮；陪同张之洞迎接来华的俄皇储和希腊王子，以一口流利的法、俄、希腊语震惊四座，受到两位皇子的赞赏[2]；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辅助张之洞组建新军；用英文翻译《论语》，致力于向西方阐释和输出中国文化。1898年，领导日本获得甲午海战胜利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到中国游历，10月到武昌，张之洞热情接待了这位迅速强大起来的日本帝国的首相。此时，恰值辜鸿铭的英译本《论语》问世不久，即赠送伊藤博文一部，与辜同样留学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伊藤博文为此专门造访了辜鸿铭，并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问，难道先生还不能了解，孔子之道，只能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适应当今20世纪的局势了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20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同年2月，辜鸿铭被派去上海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华仑就“东南互保”进行谈判；8月，八国联军进占北京，辜鸿铭被派与在法国时就已相识的八国联军首领瓦德西进行谈判。《清史稿》称道辜鸿铭：“庚子拳乱，联军背反。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那时的北京有人说：“庚子赔款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春秋大义》。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但辜鸿铭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兰芳的京戏，只要一块两毛钱，听辜鸿铭的演讲，却要两块钱。辜鸿铭在外国人中的知名度由此可见一斑。在西洋皆尽把庞大的中华帝国视作腐朽不堪、软弱落后的低等国家时，辜鸿铭不得不在外国人的蔑视面前以傲然表现他的自尊。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任教于北京大学，成为了一名教授。有人对蔡元培聘请辜鸿铭表示异议，蔡元培说：“我请辜鸿铭，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辜鸿铭独特的个性和经历使得他一方面成为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之一，另一方面又使得他走上了一条以狂放偏执来守护国家民族尊严的道路。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鸿铭的小院。一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可是，以辜鸿铭的机智狂傲，也并非能够应对所有的讥讽。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对辜鸿铭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鸿铭顿时语塞，无以自遣。辜鸿铭最著名的，就是他拖在脑后的顽固的辫子，在北大即有人戏称，“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头上”。当他梳着小辫走进课堂惹来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时，辜鸿铭只是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其实，辜鸿铭早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就已经领先国人一步剪去了辫子，直到后来人人开始谈论革命了，他才把辫子又留了起来。人们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满口的“尊王大义”，便不知道当初他曾经是最先剪掉辫子的人。辜鸿铭以保皇闻名，可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则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这让人不禁想起辜鸿铭的一段话，他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便是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要去革命，到现在仍然革命。而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在保皇。”蔡辜二人在政治上的主张完全相反，但辜鸿铭对蔡元培却敬重有加，可见辜鸿铭尊敬的其实是坚定自己主张到底的人，而他自己一旦选择了认为值得坚守一生的道路，也便至死不改。因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爱，辜鸿铭对新文化往往多加批驳。1915年9月，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他大发议论，说：现在的文章都不通，所用的名词就不通，比如说“改良”二字吧，以前只说“从良”，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要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一次有人宴请辜鸿铭，林纾、严复也在坐，辜并不认识二人。在闲话之际，辜鸿铭说道：“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人问：“这二人是谁？”辜鸿铭回答道：“就是严复、林纾。”听到这句话，严复置若罔闻，林纾则有点儿不高兴，便问为何要杀这二人？辜鸿铭道：“自严复译《天演论》出，国人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林纾译《茶花女》出，学子知有男女而不知有礼仪，于是而人欲横流。”林纾听罢，默然无语。辜鸿铭常常不修边幅，梁实秋描述北大教授时期的辜鸿铭：“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者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一次，辜鸿铭去澡堂洗澡，脱掉长袍坐在房间内喝茶，这时进来两位西装革履的青年，满口讲的是英文。看见辜鸿铭一副乡下人的样子，就用英语挖苦了他几句。辜鸿铭听到了，没有作声，待那两人进去沐浴后，便留下一张拉丁文写成的便条，用英文注：“你们若不认识上面写的是哪种文字，可于明天下午到北京大学来请教辜鸿铭。”两人看到纸条，又听说这个乡下佬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辜鸿铭，甚为惊讶，抱头鼠窜而去。据学生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执教的时候很得学生爱戴，甚至连胡适也比不上。辜鸿铭在课上教学生念英文的《千字文》：Dark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 音调很足，口念足踏，全班合唱，使得学生乐而忘倦，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很受学生们的喜欢。辜鸿铭留辫子，穿长袍，并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护。辜说男人和女人，就好比茶壶和茶杯，一个茶壶要配几个茶杯，一个茶杯却不能配几个茶壶。此说影响之广，以致于陆小曼和徐志摩婚后，陆对徐说：“志摩，你可不能拿辜老的茶壶比喻来作借口，而去多置茶杯。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可不行。”辜鸿铭雅好小脚，认为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会撩起男人的遐想。辜鸿铭的元配夫人叫淑姑，小足、柳腰、细眉，温柔、贤淑，夫妇二人感情甚笃，淑姑还曾帮助辜鸿铭将他救助过的一位孤独无靠的日本姑娘贞子纳为侍妾，可谓是辜氏理想中的妻子。一次，一位洋夫人谴责中国女子缠足太野蛮，辜鸿铭当即回道：“那你们西洋女子为何要束腰呢？”康有为曾送辜鸿铭一副“知足常乐”的横幅，辜鸿铭说：“康有为深知我心。”不过在人们为辜鸿铭种种奇谈怪论吸引眼球然后付之一笑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守护。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辜鸿铭昂首走上了弘扬中国文化、批判西方文明的写作之路。他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他创造性地将“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大学》译成英文，可以说是通过他，中国的古经典才走向了世界。辜鸿铭还用英文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春秋大义》德文版在正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这些著作中，辜鸿铭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古代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1913年，西方人眼中的两位东方文化代表，辜鸿铭和印度诗人泰戈尔，一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在这里辜鸿铭做的并不仅仅是介绍，也不仅仅是盲目的夸耀，他是以其一己之力，对抗着整个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系统，写出了独属于中国的价值理念。只不过在欧风美雨之中，在鼎志革新的大浪中，这样的坚持是多么地微小，又多么地容易被遗忘。在当今国学重新成为热潮的时候，重新读辜鸿铭，不应该是仅仅看到他头上的那条辫子，而应该去看一个精通西学的人如何去接受国学，又如何在国学中发现了值得他固守一生的真理。 辜鸿铭被印度的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而他对自己传奇性的一生则有一番更加独到的描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又曾对英国作家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诚哉斯言！
　　[1]马建忠（1845—1900），著名语言学大师，曾留学法国，归国后任李鸿章幕僚，主办洋务。既精通西学，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著有《马氏文通》。[2]1891年，俄国皇太子与希腊王子结伴同游中国，途经武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负责接待，辜鸿铭充当翻译。宴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俄皇储因为当晚还有约会，用俄语私下告诉希腊王子要节制饮食，话音刚落，辜鸿铭即说：“此餐颇合卫生，还望贵客尽兴尽量才好。”之后希腊王子看到张之洞在吸鼻烟，非常好奇，用希腊语问俄皇储那是什么东西，辜鸿铭即翻译给张，然后把鼻烟取来递给那位王子。两位王子惊诧不已。俄皇储临走之前特意取出一块刻有皇冠的金表赠给辜鸿铭，并郑重表示，如果辜有朝一日到俄国游历，他定会以上宾对待。到达上海，俄皇储逢人便说：“汉上见张总督，有辜某所通语言至博，各国无此异才。”
本书记述了辜鸿铭、陈寅恪、钱玄同、傅斯年等人的卓越才华、鲜明个性和高洁品格，作品中充盈着清气、正气。故事精彩纷呈，人物可敬可佩：辜鸿铭一句“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令哄堂大笑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陈寅恪坚信“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他以撰写《唐代政治史略稿》进行了一个史学家艰苦卓绝的抗战。风流倜傥的叶公超，在日本宪兵监狱历经七次提审，两次鞭刑、水刑，誓死不屈，大义凛然，最终保护了国宝毛公鼎担任国民党参政员的傅斯年，先当面拒绝蒋介石的调解，告倒了孔祥熙，发现宋子文的劣迹后，又高调发表文章炮轰，直到对方黯然下台。 …… ……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人，无论他身处哪个阶层，心态都是焦虑的，甚至是恐惧的。如果说，30年前，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们最焦虑、恐惧的是自己政治上不积极，被组织上抛弃，那么近30年来，讲经济建设的年代，人们最焦虑、恐惧的是自己经济上不成功，被财富榜抛弃。时代的主旋律一经奏响，人们就不由自主地加入大合唱。政治合唱要唱得气势汹汹，方显忠诚、果敢；经济合唱要唱得气喘吁吁，方显忙碌、投入。总之，要唱得与时代和谐，与社会和谐。独独忘了，生命的旋律要与自我和谐，与良知、天地和谐，才能发自肺腑，底气十足。民国的底气就在于，在它包容、珍惜甚至带有敬畏的呵护中，精英知识分子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唱响充满浩然正气、飘逸清气的生命旋律，为灾难深重的国家民族奉献出学术文化的累累硕果，成为一代大师。时隔未远，但大师已去，竟成绝响。在《民国的底气》中，作者兼具严肃与幽默、轻灵与端庄的笔墨，写活了民国时代的风采，让人笑也让人流泪，在惊异、叹赏、拍案叫绝之余，产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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