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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责任论 内容简介自东西方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亚洲各国的战争受害者纷纷向日本法庭提出战后赔偿,追究战争责任,迫使日本重新面对被自己弃置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对受害者的呼声不但充耳不闻,反而持粗暴的拒绝态...

战后责任论 内容简介

自东西方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亚洲各国的战争受害者纷纷向日本法庭提出战后赔偿,追究战争责任,迫使日本重新面对被自己弃置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对受害者的呼声不但充耳不闻,反而持粗暴的拒绝态度,主张“历史修正”的新民族主义势力在增强。针对这一现状,作者在《战后责任论》中,从哲学理论的观点出发,采取引用、比喻、比较的手法审视历史,论述对于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的灾难,作为日本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那就是要正视历史事实,审判自己的过去,促使日本政府履行战争赔偿,向各国受害者谢罪,并将这一惨痛教训传给子孙后代,以免历史重演。

另一方面,针对日本国内“要找回日本国民的自豪感”,抹去历史教科书中充满“自虐性”的记述,否认“南京大屠杀”和“随军慰安妇”的历史事实,以及“首先要祭奠本国的包括士兵在内的战争死者,然后才能哀悼2000万的亚洲死者”等具有代表性的新民族主义者的主张,作者通过一一列举日本侵略亚洲的历史事实,指出历史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同时与否认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否定论进行比较,指出日本和欧洲的否定论者的主张一致到了惊人的地步,应该警惕。作者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那么“首先要祭奠本国死者”的主张,就意味着要先哀悼“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七三一”细菌部队的成员以及把“慰安妇”作为性奴隶的日本兵。这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是行不通的。保持耻辱的记忆,为它羞愧,不要忘记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要一直作为今天的课题,意识这一点,代替本国死者向被侵略者谢罪与赔偿,这就是日本人的战后责任。

战后责任论 目录

关于高桥哲哉先生的《战后责任论》

中文版前言

学术文库版前言

原本前言

Ⅰ 重新追究战后责任

1 战后责任再考

从”战后已经结束”到“今天战后终于开始”/

应答可能性的责任/作为应答可能性的战后责任/应

答责任超越国境/“作为日本人”的战后责任/重新

建立与他人的关系

2 记忆、亡灵、时代逆行

战争的记忆与“亡灵”/两个亡灵——《浩劫》

和《哈姆莱特》/时代逆行——对忘却的反抗/记忆

的继承是否可能?

3 审判问题

阿伦特与责任者处罚问题/为什么需要审判/正义

的要求/与过去和解,处罚与宽恕/法律、政治、伦

理/超越报复理论

Ⅱ 批判新民族主义

1 日本的新民族主义(1)——批判自由主义史观

前言/“自虐史观”批判的普遍性/否定论的自由

主义史观/再看日本的新民族主义问题/证言的政治

2 日本的新民族主义(2)——批判加藤典洋的“败战后论”

前言/战后日本的“人格分裂”之假说/“强加的

宪法”问题/天皇的战争责任/战死者的哀悼问题/

奇怪的前提,对有效性的疑问/封闭的哀悼共同体

“日本国民”/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

3 新民族主义与“慰安妇” 问题

前言/“历史主体论争”/”败战后论”与”自

由主义史观”/德军的“强制卖淫”与曰军的‘‘慰

安妇”/断定的修辞/面向“责任”网

Ⅲ 我们与他人

1 围绕耻辱的记忆

战后50年的现代/不能只把“本国死者”摆在“首位”

2 围绕哀悼的对话

先还是后,内还是外/阿伦特、同胞意识、陶管

中的“我们”/列维纳斯、享受、他人、耻辱/亚

洲、天皇、 “为祖国而死”/比喻与比较——日本、

德国、犹太民族

3 从太阳旗、君之代(国歌)到象征天皇制

前言/向不顺从的子民施以暴力/“我们”是指

谁?/偿还战争“负债”的道义/如果国民主权也是

“强加” 的/象征天皇制问题/新的“皇民化”压

力/“国民的合意”所排除的

初见一览

译者后记

战后责任论 精彩文摘

Ⅰ 重新追究战后责任

1 战后责任再考

从“战后已经结束”到“今天战后终于开始”

战后53周年(1998年)的8月15日来到了。我是战后出生的,没有经历过战争。我生于l956年(昭和三十一年),在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这一点上,同现在的年轻人是一样的。1956年这一年是提出“战后已经结束”的一年。对我来说,当然是什么记忆也没有,是后来才知道的。就是政府在《经济白皮书》里宣布“战后已经结束”的这一年,我这个在“战后已经结束”这一年出生的人,为什么要对过去了40多年的“战后责任问题”进行再思考。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这个“战后已经结束”,在事实上全部集中在日本的“战后责任”问题上。

回顾一下1956年,历史教科书上一般都把这一年作为日苏恢复邦交的一年。战败后过去了10年,经过朝鲜战争(1950—1953)的“特需”(特别需要)和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缔结(1951),日本经济得到恢复,在那以后就是经济直线式的高度增长。政府大概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宣布的“战后已经结束”。实际上,在1956年的当时,毫无疑问,日本国内外到处都遍布着战争的伤痕,因此“战后已经结束”的说法并不是明确的事实。这其中隐藏着否认不愿意正视现实,想给战争的记忆贴上封条的企图。我认为,这是一种忘却的政治、忘却的政治宣言。

1956年,也是被扣留在西伯利亚活下来的最后一团日本兵回国的一年。从苏联移送到中国的战犯管理所的日本兵们,经过坦白认罪,受到宽大处理的判决后回到了日本,也是在这一年。也就是说,这些人仍然生活在战争中,对于他们的加害与受害的记忆,当时的“战后已经结束”的日本社会恐怕没有采取正视的态度。“战后已经结束”的“战后”期间,完全没有考虑到几十年后亚洲人民的呼声、亚洲受害者们的“战后”。

也就是说,应该结束的“战后”根本没有结束。后来,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国民多少次都认为“战后已经结束了”,“已经不是战后了”。结果,战后过去了53年,从宣布“战后已经结束”的当时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了43年,但是“战后”仍然没有结束。到今天我们认识到,“战后”从来也没有结束。让日本人和日本政府强烈感觉到这一点的是,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亚洲各地的受害者们纷纷站出来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之举。

“战后50年”的1995年前后,高喊“战后已经结束”的人多了起来。有主张说战后日本一直被“自虐史观”支配的人,还有“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人,这些人都是典型的存在。他们说“战后已经结束”,主张“必须抹去在美苏支配的冷战结构下强加给日本的罪恶感,要恢复到正常的国家”,想否认“战后责任”。

但是,如果说由于冷战结束而解除了日本的战后责任;我的看法则正好相反,随着冷战结束,对于日本来说,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得不面对战后责任问题了。中国、韩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它们的情况虽然不同,但在冷战及其带来的强权统治时期,受害者个人提出追究责任是很困难的。各国的原“慰安妇”受害者纷纷站出来,其中的开头者是金学顺,遗憾的是她在1997年末去世了。她之所以能够站出来,与韩国的民主化和女性权利的提高是分不开的。战后半个世纪中,冷战结构可以说是保护膜,是屏障,使受害者们不能直接控告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的罪行;而且可以说,这种情况在东京审判时就已经开始了。

1998年电影《自尊心》在一片紧锣密鼓中上映了。在这部影片中,把东京审判说成是作为邪恶一方对日本的战争全面断罪。然而,事实同这部粗糙的影片所大肆鼓吹的完全不同,东京审判是在冷战局面开始形成的情况下进行的。审判中,一方面免去了天皇发动战争的罪责,免去了天皇的罪;另一方面没有彻底追究日本对亚洲的战争责任,而且根本没有追究日本对殖民地统治的责任,因此使战后“责任问题”遗留至今。当然,提起东京审判和冷战,并不等于就可以原谅战后半个世纪来日本政府和日本人的怠慢。倒是由于冷战结构这个最后“屏障”的崩溃,使得现在的日本处于连辩解都不能的地步了,受害者可以直接追究战后责任的时机终于来到了。如果没有当时的冷战,可能战争一结束,日本政府立即就得面临战后责任的追究,就得面对亚洲人民的呼声、受害者的呼声这一现实。然而这些都被推迟到现在,日本同亚洲人民的关系到了“战后的现在,总算才刚刚开始”。顺便说一下,如何考虑西伯利亚被扣留的战俘问题,到了苏联解体后的今天,有可能成为新视点。

听着“战后已经结束”和摇篮曲长大的人,到了中年,突然看到“战后开始”,不免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自从有了这种感觉后,我就总是想起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中的一段台词。在这里引出《哈姆莱特》,可能会使人感到意外,即The time isout of joint(“时间的关节错位了”或“时间脱臼了”)这句台词。这对表现把战争的记忆弄错时代,又返回到今天,从而使人感到困惑是非常贴切的。我想称之为战争记忆的时代错误。Anachronism一般译成“时代错误”,是贬义词,在这里的意思是指与通常的时间感觉相反。自然,时间关系混乱,在定出善恶以前,从历史的表面已经消失的战争记忆在预想不到的时候又返了回来。我们现在就面临着“亚洲的战争记忆时代错误性地返回”这样的“时间脱臼”的局面。

生活在通常时间中感觉的人,特别是“不知道战争的孩子们”,对于这种记忆上的弄错时代当然会感到困惑,会有人表现出强烈的抗拒;出现“时至今日怎么还在说战争”、“过去的事与自己无关”、“让自己对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负责,这是一种压迫、暴力”等反应。曾经成为1995年夏季话题的国会议员高市早苗所作的“自己不是战争当事者那一代人,让我反省,反省什么呢?没有反省的理由”这样的发言,就是其中的一种反应。

日本如果能尽早地承担起战后责任,就不会发生对半个世纪后的一代追究战争责任的问题了。若是对这种情况表示抗议的话,也许这样的反应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但现实的情况是战后责任被遗留到了今天。

“不是战争当事人的一代”就可以说“与己无关”吗?我不这么认为。像我这样的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为什么认为自己也有被追究战后责任的问题呢?下面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下。应答可能性的责任

责任这个词是英语responsibility的日译。我考虑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否可以理解成为“应答可能性”。可能会有人提出为什么不从日语、而从英语出发考虑“责任”这个词呢?当然,我不是中了英语帝国主义的毒,也不是欧美中心主义者,而是为了重新考虑什么是责任,期待着一种新发现的(heuristic)效果,所以试着这样翻译了。“责任”相当于英语的responsibility这个词,向谁做出回答、应答与respond tO的动词表现有关,也就是能够应答。对于他人的招呼、诉讼、呼吁,要有一个应答姿态。一般所说的罪责,相当于英语的guih,是把犯罪crime作为前提的责任。宗教上的罪sin等,与responsibility这个词有语源性的意思不同。英语的responsibility来自于法语的responsabi.1ite,法语当然是从拉丁语而来。德语的“责任”是Verantwor.tung,源于日耳曼语,词里包含着应答意思的Antwort。责任亦即应答可能性,是绝不仅限于拉丁语系的语言。

到底责任二应答可能性是什么呢?我们先离开战后责任问题来考虑一下。我们周围有很多来自他人的呼声,所谓语言本来就包括招呼他人,或者向他人诉说,没有为了不想让人听而发出打招呼的语言,也没有为了不想让别人看而写的语言。

责任二应答可能性并不仅限于在选举的宣传画和商品的广告,例如“早上好”、“你好”等这样的问候、打招呼即是,通过自家和办公室的电话、最近的手机等传送的语言也是。打开电视机听到的大量的语言,翻开报纸进入眼帘的语言,以及其他等等,人们每天都生活在无数的语言招呼之中。如果对这些无数的语言招呼完全拒绝接受的话,我们就不得不离开社会,生活在没有他人的真空里。

人与人之间所有的关系的基础,就是语言上的招呼与应答的关系。可以联想一下刚生下来的婴儿,他最先进入人与人的关系,一般来说就是与母亲的招呼、应答的最简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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