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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咖啡谈热点背后的商机作者：周明剑

博士咖啡谈热点背后的商机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博士咖啡谈热点背后的商机内容简介

2000年6月，巴曙松、赵晓、钟伟、高辉清博士联袂成立“博士咖啡”虚拟研究团队，每月推出一篇有关中国或世界热点、焦点问题的财经评论，发表于国家信息中心的《财经界》杂志。

4位博士先通过互联网讨论议题，经过激烈的争吵和辩论，拿出能说服4个人的提纲来，然后分头写作，由其中一位进行统筹，然后4个人就初稿再相互辩论，最后确定文章，并附上“博士咖啡”的标签。

《博士咖啡谈热点背后的商机》以对话形式，与巴曙松、赵晓、钟伟和高辉清四位经济学家共同探讨了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房地产、股票、贵金属、通货膨胀以及投资等方面的问题。

《博士咖啡谈热点背后的商机》内容丰富、形式生动，为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的经济发展走势和有效投资给出了指导性建议。

博士咖啡谈热点背后的商机目录

第一篇劫后余生的全球经济将如何康复？

拨开迷雾：引爆此次金融危机的核弹是什么？

博士咖啡谈热点背后的商机精彩文摘

第一篇劫后余生的全球经济将如何健康？

拨开迷雾：引爆此次金融危机的核弹是什么？

这一次的危机，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危机，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危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在全球化的同一条大船上，面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与起伏。

在过去10～20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新经济的不断涌现，全球经济在快速一体化，各国利用各自不同的优势，在全世界进行产业链的重构和资源配置，使得生产率大为提高，推动各国共同进入了一个持续多年的经济繁荣时期。发达国家以其资金、技术以及成熟的金融市场优势，将产品的制造加工环节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而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也迅速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中，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印度、越南、俄罗斯以及拉美一些国家的开放，全球大概有30亿左右的劳动力投入到全球市场，带来了很多的新生劳动力和廉价商品。经济全球化也使新兴市场国家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红利、信息技术广泛引用带来的IT红利、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带来的人口红利等，推动了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对资源和西方国家高端产品的大量需求，带动了全球的繁荣。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分享了一个非常难得的黄金增长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都处于经济高增长和低物价的状态。

但是，经济全球化在带来效率和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结构的失衡现象。一方面，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凭借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制造了大量优质产品，并以低廉的价格出口到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维持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低物价，并积累了相当数额的外汇资金。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运行和货币决策中，依然根据全球化程度不高的时代的货币政策框架，习惯性地把这种低物价归结为自身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归结为高明的宏观政策，而没有能够从全球化的新条件下把握全球经济走势与本国金融市场的相互依存关系。

于是，没有为全球化做好充分准备，也没有为中国等迅速发展的经济做好准备的欧美央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带来的低物价条件下，放胆大规模扩充流动性，种下了使次贷危机得以酝酿的货币环境的祸根。在20国首脑峰会的公告中，这一决策的错误被含蓄表述为“宏观政策框架缺乏一致性”。

另一方面，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本国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以及特定的出口依赖性的经济结构，只能将这些外汇资金以外汇储备等形式回流到金融市场发达的美国和欧洲，为其高负债提供融资，并维持了其长期低利率、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模式。据粗略统计，整个亚洲国家外汇储备加起来大概超过4.4万亿美元，再加上中东的石油资金，成为支持美国进行高负债扩张的重要金融资源。发达国家的低储蓄、高消费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低消费形成了一个脆弱的国际经济结构，在这种格局下，美国可以放心地长期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的过度投放、住房信贷市场和次贷衍生品市场的过度扩张和资产泡沫，将金融风险积累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程度。应当说，次贷证券只是压在国际经济失衡格局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泡沫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脆弱的国际经济结构必然会被打破，形成金融市场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

这样看来，次贷危机只是全球重新寻找再平衡的过程，这种过程本来可以不必表现得如此惨烈，特别是如果美国意识到此前低物价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可以长期持续的，美国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像部分美国学者所乐观预期的那样在新的条件下“消失”了，那么，美国完全可以适当地扩大出口和抑制进口，同时用美国经济内部更为主动的结构调整来逐步化解这个失衡。很可惜，这一次全球化走在货币政策决策者的前面。

虽然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通常被表述为“全球经济从此前的显著失衡转向再平衡的过程”，那么，再平衡点究竟在何处？显然，这种再平衡不可能重新回到每个国家自求贸易平衡的所谓传统的平衡年代，而是促使全球的金融市场以及宏观金融决策重新寻找全球化时代的新的国际环境的运作方式。

全球化推动了一个相对于实体经济来说过分膨胀的金融部门，危机是对这种过大规模的金融部门的再调整

在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全球金融部门的盈利几乎占到各国企业盈利的30%以上，美国金融部门的盈利甚至更占到整个美国企业盈利的40%以上，这是一个日益脱离现实的金融服务需求，越来越转向“自我创造金融服务需求”的脱离实体经济金融需求的发展阶段。这种在高杠杆比率推动下的金融部门过分扩张，在贪婪的华尔街推动下，一直找不到自我约束的边界，只能以危机的形式来实现这种调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分析说，这种自我服务的金融活动，实际上类似于让消费者拿出资金给华尔街赌博，赚钱了分给华尔街一大笔，亏钱了由消费者买单。他认为这样的金融运作机制，迟早是要出问题的。

这种对金融部门过分高杠杆扩张的危机式调整，使得中国的金融界日益清晰地意识到金融体系深深立足于实体经济金融服务需求的重要性。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新的国际经济结构，必然要求各国央行实施全球化时代的金融政策，但是，从次贷危机的演进看，可以说全球央行没有为迅速推进的全球化做好货币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在面临高增长、低物价的时候，各国央行把低物价作为政策决策的重要依据，而没有进一步追究低物价背后的原因。当2000年美国IT泡沫破灭时，为避免经济陷入危机，美联储没有采取在理论上应该采取的加强市场监管等方面的措施，而是采取低利率和美元贬值的政策，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用一个泡沫来替代另一个泡沫。

在低利率推动的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大量资本涌向金融和房地产市场，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失衡越来越明显。1999年，美国取消了对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限制，进一步刺激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包括次贷证券在内的大量衍生品被推向市场。在金融创新的带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速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金融资产呈现了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大致来看，传统的货币（M1和M2）只占到1%，广义货币占9%，金融债券占10%，而金融衍生品则占据了金融市场80%的份额（BIS）。金融市场风险随之增大，次贷危机，或者其他类型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是迟早的事情，其后的重要推动力，在于促使过分膨胀的金融部门重新缩减到与实体经济相适应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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