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8 文武北洋 风流篇pdf下载

1912-1928 文武北洋 风流篇 内容简介《1912-1928:文武北洋风流篇》以人物为经线,以时间为纬线,实地探访历史遗迹,爬梳史料,带着温情与敬意亲近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等北洋时期代表人物,追述他们在晚清民国大变革时代中的升降沉浮,以崭新的视角,生动的笔触,还...

1912-1928 文武北洋 风流篇 内容简介

《1912-1928:文武北洋·风流篇》以人物为经线,以时间为纬线,实地探访历史遗迹,爬梳史料,带着温情与敬意亲近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等北洋时期代表人物,追述他们在晚清民国大变革时代中的升降沉浮,以崭新的视角,生动的笔触,还原了北洋时代的风貌,颠覆了人们对北洋的既有认识,呈现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的政治生态、人物风采。

1912-1928 文武北洋 风流篇 目录

重编版序

开始是兴致,后来是责任

-增订版序

初版自序

第一章 市井有谁知国士

-沪上「遇」杨度

第二章 长青的孤桐

-章士钊京华故居行

第三章 失去的灰墙

-/李大钊殉难地寻觅记

第四章 蒙尘独秀峰

-祭陈独秀

参考文献

1912-1928 文武北洋 风流篇 精彩文摘

国士,顾名思义,国家级士人。士,乃古时候对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的称谓,士往往是读书人。辞书上的“国士”解释是:古时指国中才能或勇力出众的人,举例为司马迁说到淮阴侯时,即发过如许感慨:“诸将易得耳,至如信(韩信)者,国士无双。”瞧,只有韩信那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国士”,而且,这样的人是“无双”的。可见,国士难求矣!

国士不是天生龙种的国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随便在某行当里留下点名声的人。曾见过一套前几年出版的《百年国士》丛书,章太炎、梁启超、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齐如山、苏曼殊、吴宓、叶圣陶、钱穆、冯友兰、老舍、张大千、冰心、沈从文、巴金、季羡林等人都跻身卷中,把真国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这几位,与众多的文艺名流混为一谈,这实在是编著者对“国士”的误解与滥用。

我理解的国士,当是一国之中通天接地的栋梁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领域有所造诣的“专业技术人才”。国士乃见解超前、韬略过人的时代先驱,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国士的“证书”是靠当时的舆论和历史两位“评委”共同颁发的,而不是由当朝的官场位置或后世的政治需要决定的。此“证”不能滥发,不能如现今这般高级技术职称的帽子满天飞。而且,国士也决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国士往往不可再生。国士是只在国运式微或君主求助时应运而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历史时期和过于刚愎强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国士。总之,国士是中国历史森林中的巨大乔木,各时期的风景线因了他们的存在才显得生动和多彩起来。

杨度自称为国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虚心使自己进步,因为早在清朝末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背地里就这样赞誉他了。梁氏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推荐杨度“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喏,连才高气傲的梁先生都这样认为,可见,杨度的“国士”头衔早已为国人所共认。

杨度确也不凡。他在那首名噪一时的《湖南少年歌》中,有几段说的是自家的身世:

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

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

我年十八游京甸,上书请与倭奴战。

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相杂半。

清代以前的“少年”,指的不是今天的脖子上绕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而是现今的“青年”。古代经典里的“少年”,说的都是青年男子,如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和岳飞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无不如是。民国初期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等人在巴黎郊外成立的“少年共产党”,也都是指青年而非幼童。对了,清朝那会儿,“幼童”大约与现在的“少年”相对应。杨度用韵文昭告了他的家世与留学日本前的履历。

杨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今南京)迁湖南,世代务农,为乡绅之家。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杨度祖父杨礼堂入湘军,从哨长做起,官至正四品的都司,战死疆场。杨度伯父杨瑞生,十五岁即随祖父征战南北,官至正二品的总兵。父亲杨懿生在曾国荃营中做过文案,即连队文书。所以杨度说他家“数世皆武夫”。杨度年方九岁时,父亲病故,杨度与妹妹杨庄被伯父杨瑞生带到驻守地归德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数年后回籍,一家人的生活仍由伯父照料。正是在将军府邸,他将名字改为了“杨度”。

杨氏兄妹时以“才男”、“才女”享誉乡里,被本省硕儒王闿运一并纳入门下。

杨晳子遇上王闿运,可谓一生最重要的人际相逢。王夫子号湘绮,人称“湘绮老人”,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他素抱帝王之学,据说曾策动曾国藩拥兵自立以替代清王朝而未遂。王先生收弟子,唯才是取,不问出身,与杨氏兄妹三人同窗的,有后来给袁世凯当过大秘书的夏寿田和乡间木匠兼人像画师齐璜(白石)等。本就自命不凡的杨度,遇上恃才傲物、洒脱无羁的老师,想不立大志都难。他以天下为己任,苦读经、史、子、集,并深研帝王学,时刻准备着,为成为一代帝师而努力打基础。

自有帝王始,便有帝王学,依附成帝成王者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说战国时期奔走于各地的那些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的“纵横家”,只说晚清,即有多少智者仆仆于此途中?竭力辅佐光绪皇帝的康有为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康有为之后,最具“帝道”精神的,即数这位杨晳子了。此后话也。

十八岁那年,杨度离湘赴京游学。他在诗中说的“京甸”,指京城附近地区。第二年,他参加了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很是少年得志。但两年后的会试,他却落第。彼时,甲午战争失败的悲愤氛围正笼罩着在京各地考生的心,他与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拒绝与敌国日本议和,此为他参与政治活动之始。

返湘后,他回到王夫子的衡山县船山书院,又是数载寒窗。其间,维新派二号人物梁启超应聘来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虽名满天下,却只比杨度大一岁。两位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政见相同的“少年”,虽学问上各从师说且每有辩论,却自此结为至交。转年(戊戌年,即1898 年),梁氏被光绪帝赏六品衔,调往京城与维新领袖康有为主持变法大业,而二十三岁的杨度则二度赴京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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